作家阿乙：在荒谬的世界中横走

　　2008年，作家阿乙的第一本小说集《灰故事》出版，那时候32岁的他才刚开始正式写作。也就是这十多年间，他常常以一个不拘一格的小说家身份，游走在文化圈子与书房之间。

　　“专注写作，不要陷入文化圈的吹吹捧捧。”一位诗人在电话里以劝诫的口吻对阿乙说的这句话，一直是对后者的一种鼓励。其实阿乙是个不善交际的人，坊间还曾流传过他同人吃饭时的趣事——别人在聊天，而他却在一旁看书。

　　阿乙经常形容自己性格松散，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——阿乙写作，都是在跟自己硬磕。他是医院的常客，这事似乎也算不得什么秘密，而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汇入写作，倒是成了一种独属于他的“病痛哲学”。

　　“经验是一种权利，特别是生病的经验，它使一个人可以像官员一样去规范另一个人的行为，奇怪的是，作为反面典型的又是他。正如失足者根据自己失足的历史，判定亲属不能够再失足。或许我们应该尊重他们。”这是收集在阿乙的新书《通宵俱乐部》中的一段随笔，时间可以追溯到1998年。

　　以前，阿乙觉得自己是不幸的，世界尽是荒谬。现在，对于他来说，生活就像一次航海，无时无刻不是在狂风中横走。

　　阿乙离开县城，是2002年的事情。彼时，社会上有两股潮流冲击着青年人，一种是经济开放，人员流动变得频繁，大家都热衷于去广东、上海等地淘金；一种是互联网出现，青年人有了心怀天下的胸怀。

　　“当时的我就是这样，几乎没有什么心理挣扎就扔掉了公职。”阿乙告诉《新周刊》，公安局的工作在当时属于很多人羡慕不已的铁饭碗，但是对他来说，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，限制了他的自由和热情。

　　别人都是去沿海的城市，而从小就有文学梦的阿乙，走出县城后的第一份工作，却选择了在一家河南的媒体做编辑，后来没过多久他就去了北京。从县城到省会，再到首都，看上去是一条向上的路，他也从未后悔过。最近，阿乙看到家乡的一条大书特书的新闻，说江西某地新修了历史第一座过街天桥，然而天桥在大城市里早就随处可见。

　　“罗素说过，地理旅行也是时间旅行，我一直期望自己去更大的地方，更大的地方意味着能认识到有趣、有知识的人，能够找到同行，找到彼此的激励者。越是在小地方，越容易把自己牺牲给别人。”阿乙从一开始就对“别处”的生活抱有期待，只因为这是个完善自己的过程。

　　有一次，老家有人质疑阿乙在城市生活的意义，说他在北京没有北京户口，没什么意思。那人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，阿乙对他的厌恶也毫不掩饰，甚至袒露出孩子般的固执：“我就是宁愿流浪，也要流浪在城市。”

　　后来，社会上盛行一种说法，讲写作的人应该过幽居的生活，觉得那里悠然、恬静、超脱。然而对于从小就在乡镇长大的阿乙来说，乡村显然是被文人过度浪漫化了。

　　“或许到了经历了很多、需要反刍和休息的年纪，乡村会是不错的选择，但是年轻的时候，乡村只会成为压抑一个人才能和志气的庙宇。”关于选择，在他的叙述中，经常能听到对于年轻人的关注。

　　新出版的随笔集《通宵俱乐部》中，阿乙描述了许多支离破碎的生活场景，从瑞昌和宜宾，一直到北京的安乐林、广渠门和平房乡，甚至还有协和医院。阿乙仿佛给自己创造了一种“在别处”的终身写作方式，而这，也是和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的一次共勉。

　　事实上，对时代年轻人的关注，就是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的关注。回想起曾经毅然决然地抛弃体制生活，阿乙感叹，如今考公已经成了新的社会热潮，这和20年前是完全相反的。

　　媒体的每篇报道几乎都会提到阿乙的病，他的朋友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故意“卖惨”，阿乙也不多作解释。阿乙明白，采访就是记者和作者之间的一场合谋，讲一个得体的、大家都满意的故事。事实上，病痛的阴影几乎从写作的初期便开始伴随他了。

　　2012年的冬天，阿乙刚结婚不久，雾霾天气让他第一次出现咳嗽的症状。那时候，他正在“鏖战”自己的长篇小说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。第二年的春天，他开始眩晕、呕吐，不得不住院治疗——“我好像坏掉了。”

　　起初，阿乙对疾病深怀恐惧，而这种恐惧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振作的行动，反倒加重了病情。此后，由于症状罕见，肺部疾病无法确诊，阿乙从北京友谊医院转到北京协和医院。住院期间，阿乙一直带着笔记本电脑坐在病床上写他的小说。后来为了完成小说，他开始服用抗焦虑的药物，才使恐惧得以祛除。

　　承认命运的诙谐，是艰难的。阿乙做过很多年国内媒体的足球编辑，熟悉像张恩华、小王涛这样的足坛名将。有一次，阿乙在飞机上偶遇了张恩华，用阿乙的话形容，那简直就是一座石塔，令他羡慕不已。但是身体看上去这样健康的人，还是在正当壮年的时候凋谢了。

　　“疾病和幸福、死亡一样，是人生难免之事。健康倒是意外。”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体之后，阿乙才真正坦然。“我对自己的疾病一直是稀里糊涂的，我真不是一个好的自己啊。我感觉自己活到现在，就像是一个脑袋上还插着斧头的人活到现在。”阿乙在随笔中写道。书写像是开了一扇后门，将他心中的不甘都统统抛了出去。

　　除了疾病，阿乙也经常跟死亡打交道。2016年国庆节，由于父亲艾宏松的病情加重，阿乙回到了瑞昌。十天后的一个早上，父亲突然离世。再早之前的2010年春天，阿乙的奶奶去世。那个时候，他的第二本小说集《鸟，看见我了》刚出版，他回到了故乡，看着这位失忆多年的老人葬于故土。对于人到中年的阿乙来说，面对死亡似乎也成了一种常态。

　　“死亡像流氓，搬着凳子，大摇大摆走进房间，吃水果，极其细致地吃水果，像一只狍子那样吃水果。”阿乙在随笔中描述着对于死亡的印象。他的语言接近一种冷漠的表情，然而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瞬间，或许就是阿乙想要去做的——唤醒那些倦怠麻木的、忘记了呼吸的人。

　　差不多十年前，阿乙给媒体的专栏写过一篇文章，讲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是如何戒掉德州扑克的。 那是一种考验心智的游戏，一开始他表演一张白纸，直到手里握着好牌，也要表现得怅然若失，等到对方添加筹码，自己才跟上双倍，甚至all-in。有段时间，阿乙每天在网站上玩上七八个小时，不吃不喝。虚拟币像红尘一般，来了又去，这种重复的劳役也能让他得到内心的平静。

　　后来，他发现自己只敢和性格、智慧低于自己的人玩，甚至害怕碰到“视死如归”的人。无法接受失败之后的沮丧，让阿乙自觉是一个懦夫，从而最终退出了“真正的决斗”。把姿态放低，似乎成了刻在他性子里的戒疤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文化界评价阿乙，都说他是一位“被低估的作家”。然而阿乙自己评价自己：“我可能是被高估了。”

　　实际上，阿乙的文字很少伸向社会，是因为他自认为不完全了解它。莫罗亚在议论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时曾经说：巴尔扎克式的旨在描绘整整一个社会的尝试仍然影响着众多写作者，但普鲁斯特开创了新纪元，那就是把精神世界放置在天地的中心。此后，文学向内心深处走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，然而阿乙的文字经常能让人感受到那种自说自话式的内省视角——

　　人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“阿乙”这个名字的含义：如果是先后关系，那么对于甲来说，乙是一种回应；如果是上下关系，乙就是一种奠基。

　　阿乙喜欢阅读，除了写作以外，看书对他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他习惯做梦，回忆过去，并将真实的情感记录在随笔中。读书则将他从回忆中拉出来。加缪、卡夫卡、福克纳和博尔赫斯，都先后进入他的阅读视野。

　　说到影响，阿乙坦言加缪的《西西弗神话》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——不仅仅是写作上的，还包括生活上的。“这部书的前半部分突出说明了世界的荒谬，我有差不多十年时间，因此感受到世界确实荒谬。”

　　直到人生擦过了生死的边缘，阿乙才慢慢理解了《西西弗神话》的后半部分——理想的生活姿态，是更多地去经历生活。“它强调了人面对荒谬的态度，是勇敢的，也对我的行为有所指引，人需要经历更多的城市、职业和人，还有情感，至少也要积极创作。”

　　最近，阿乙又在努力学习比较文学的文章，他向记者分享了一位美国批评家的话：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区别就是，世界文学呈现的都是经过时间考验、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，也就是说超越了时代。然而比较文学更热衷于研究那些反映了时代的二流作家。时代需要它能把握、能控制的二流小说家。

　　阿乙说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（我）想做一个二流小说家，然而小说家需要一场逃脱，哪怕这样的逃脱最终化为一次坠落。”─德州扑克游戏